高文厚 Frank Kouwenhoven
生于1956年5月,荷兰莱顿的音乐研究者。他毕业于乌特勒支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自1978至1986年在乌特勒支、莱顿及阿姆斯特丹做记者和乐评人。
1986年起,他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开展中国音乐的田野调查研究。他与他的伴侣、同行学者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广泛合作,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音乐的著作。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重要领域:中国乡村民歌(山歌)、中国皮影戏、古琴、中国先锋音乐。此外,他对中国说唱艺术、江南丝竹以及如昆曲和南音等古典音乐类型也抱有浓厚兴趣。1989年,他共同创立了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磬”(CHIME)。开始担任学术期刊《磬》(CHIME)的主编,为中国音乐制作电影、唱片、策划展览。他还为中国音乐家、室内乐团、交响乐团及戏剧团体组织在西方的巡演,并出任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塞尔、科隆、华盛顿等地主要艺术节的艺术顾问与联合制作人。
CHIME基金会网站: www.chimemusic.nl
讲座论题
《面目不断变化的中国传统音乐》
7.1415:00-18:00
讲座摘要
作为一个中国音乐爱好者、研究者及中国民歌收藏者,我从1986年起就常常思考,“现代性”的冲击对于中国音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传统的乡村生活在世界各地都濒于消失,中国音乐——这个涵盖了非常多不同类型、风格与文化的总括性术语,其前景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城市化,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声音和内容都越来越城市化。这对于一个传统上主要基于农业的文化意味着什么?现代性为中国音乐准备了什么,中国传统音乐又为现今中国储备了什么?
讲座论题
《顶尖机构和媒体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角色》
7.1515:00-18:00
讲座摘要
人类音乐艺术的历史,从本质上20世纪在中国突发的现代性变迁对艺术与音乐影响深远。中国被殖民的历史和1911年以来的社会发展在城市音乐声景和音乐教育体系的创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教育体系几乎立刻就得到高度发展,同时在很多方面也问题丛生。一方面,国家顶级的音乐学院人才汇集、训练标准极高,当前的经济发展也确保有充足的资金进一步强化不断创新的音乐文化。另一方面,教育框架常常较为封闭,几乎只以培养技术精湛的演奏能力为目标。一个简明的事实是,艺术家也需要一个富于支持的精神环境,以发展有意义的人性品质与个性表达。他们的想法需要足够多样化的“传声板”(如音乐会、听众、实验平台、媒体、艺术评论),他们也需要拥有探索不同音乐路径的自由。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认为音乐学院的管理者、音乐教师和艺术评论家起着重要作用。
讲座论题
《当今中国新音乐及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7.1615:00-18:00
讲座摘要
乍看起来,中国先锋音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研习的可能性、教材和演出设施都较上世纪80年代极大地增加了;音乐学院和综合性大学音乐系的作曲学生也数以千计;演出平台和音乐节也是一个主要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中国新音乐的媒体报道仍然有限,并鲜有专门演奏当代音乐的常设乐团(大部分乐团仅仅基于一个项目而临时组建),知名作曲家时至今日仍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出版商出版其作品。音乐学院是最活跃的音乐会场所,除此之外新音乐的展示机会极其有限。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音乐在中国引发的初期的兴奋与激情似乎已经减退。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中国作曲家下一步将走向哪里,他们的未来前景是什么,并将如何融入国际音乐界?